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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莫高窟的价值和故宫的价值不一样，故宫的成功不能复制到敦煌来，但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必须要找到立足敦煌实际的文化创意之路。”如今，王旭东接任了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在单霁翔对故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从敦煌来的他能否给“网红”故宫带来更大的惊喜，我们且拭目以待。

首先是多边主义气候治理机制。多边主义不仅是气候领域的热词，它是指不完全依赖某一个或两个大国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多国合作、甚至地地合作等模式应对挑战。在气候治理的1.0和2.0阶段，欧盟等绿色先锋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这些国家或区域不仅严格执行减排目标，也督促其它国家加强减排。但近几年，情况已经不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全球贸易摩擦增多、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金融风险增加等不利因素出现，降低了各方向资金问题妥协的意愿。同时，一方或少数大国通过合作解决多数减排问题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上述情况为多国合作、共同推进的多边模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高送转概念炒作属性较强，从严监管十分必要用未分配利润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是上市公司扩大股本的一种方式。但是，近年来，部分公司送转比例已经大大超过公司业绩增幅和股本扩张的实际需求。前两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不断刷新高送转比例，最高曾达到每10股送转30股。相对于真金白银的现金分红，高送转容易引发市场跟风炒作，公司股价常常闻风而动、大起大落，甚至会形成板块效应。但就其实质而言，高送转仅仅是一种“股本扩大、股份拆细”的账面处理，属于股东权益的内部调整，与公司生产经营和盈利能力无直接关联，对投资者持股比例没有实质影响，更无法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在高送转已沦为概念炒作情况下，单纯以扩大股本、增强流动性为由，已难以合理解释公司高送转的动机。

· 2017年戴安·布莱恩特（Diane Bryant）从供职25年以上的英特尔离职加入谷歌出任Google Cloud首席运营官，仅七个月后她便宣布从Alphabet云计算部门离职。· 2015年被谷歌重金搬来的救兵戴安·格林（Diane Greene）成为了Sundar Pichai亲自任命的谷歌云计算负责人。2019年1月，戴安·格林选择离职卸任谷歌云CEO，这一位置将由甲骨文前高管Thomas Kurian 继任。

“目前，ofo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代理模式可将本土企业与行业巨头有效对接，既可实现引领行业快速发展，又能实现本土资源效率使用最大化，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多赢发展。”ofo国内运营事业部总经理周伟国表示。“在泰安威海等城市进行试点之后，ofo拟将这种运营模式经验大范围推广，在全国三、四线城市推行代理模式。”（张俊）

高送转一线监管常抓不懈，制度完善正当其时对于高送转这一市场顽疾，证券监管机构高度重视，始终保持从严监管态势。证监会曾多次表示，高送转已成为市场乱象，必须列入重点监管范围。上交所对高送转也持续加强一线监管力度。在制度安排上，早在2015年10月，上交所即发布了《董事会审议高送转公告格式指引》，确立了高送转信息披露的基本规范，重点是要求公司详细披露高送转的实际意图，说明高送转是否与业绩增长幅度相适应、主要股东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限售股解禁安排等；同时，还要求公司充分做好风险揭示，提醒投资者不要盲目跟风。在日常监管中，上交所公司监管部门坚持对高送转每单必问，对一些明显与业绩增长不适应、甚至业绩大幅下滑的公司，要求作为高送转方案提议方的公司或实际控制人合理解释、揭示风险；从严查处内幕交易情况，实行每单必查。对于无法及时回复的，要求公司申请停牌。在事后监管方面，发现公司高送转存在明显违规行为的，及时处置、从严查处。例如，对于*ST海润先行提出高送转方案、短期内又预告业绩大幅亏损的恶性违规，上交所已对公司和有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