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追踪2珍藏版美国

“《通知》既着力促进增加投资、稳定需求，又坚持防控风险。比如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继续融资，要求必须在严格依法解除违法违规担保关系基础上，这体现了防风险的要求。下一步，对地方政府债务仍应继续加强监管、严控风险。”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说。

从金融发挥融资主渠道、实施“拨改贷”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后，银行贷款替代财政资金，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国家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增强国有企业预算约束，通过还本付息强化企业算账意识，抑制投资冲动。但原来期冀的改变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拨款“软约束”并没有如愿实现，国有银行无力实现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硬约束”，相反成了国家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双重软约束”。财政提供资金的压力最终变成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压力和资产质量压力。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加速转型，外部经济环境急剧变化。虽然《商业银行法》颁布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性质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确立，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国有银行仍然无法摆脱政府行政性配置资金的体制惯性。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入，银行承接了大量转制成本，积淀、演变并最终体现为银行的不良贷款。加上商业银行内控管理和信用文化的严重缺陷，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日益沉重。据统计，到1996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0.4%，其中预期贷款占11.4%，呆滞贷款占7.7%，呆账贷款占1.3%。五年间不良贷款增加了近4倍。当时还没有采用严格标准的国际会计准则，实际的不良贷款数额更高。

副总离职 投研有何变化？国泰基金今年的一则高管人员变动公告引人注意，12月12日，国泰基金副总经理陈星德离职。公开资料显示，陈星德，博士学位，16年证券基金从业经历。曾就职于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瑞士银行环球资产管理香港公司和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9年1月至2015年11月就职于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督察长、副总经理。2015年12月加入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戴相龙曾于1995年6月-2002年12月期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党组）书记。戴相龙同时认为，大型上市商业银行未来应该在以下几方面提升水平。首先，提高大型商业银行综合服务功能。发展大型商业银行的综合服务是改进对大中型企业服务、提高银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建议五大商业银行除了在香港成立国际控股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外，可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兼并收购境内中小型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非银行金融业务收入占全行比例超过15%后，把大型商业银行改为大型银行控股集团。

但是当下，社会的痛点是人的数字化还没有解决，因为每个百姓还得一次一次的去证明“我是我”，在数字世界里还没有公民数字的身份。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下，当人的数字化成立了以后，人才可以畅行无阻，而且高效的行使自己的责任、权利和义务。那么我也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分享，正是因为思考了社会的痛点以及当下政府政务数字化的痛点，所以在两年前的全国政协大会上我提出了关于数字公民的概念，而且很快把这个概念付诸实施，让人拥有自己个人的数字身份，并因此还开发了数字公民的首颗芯片。所以数字公民是解决人的数字化的一个金钥匙，当物理世界中的人、事、物三个维度都实现了数字化，那么数字世界就会应运而生。当数字世界到来的时候，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个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优势和能力，为别的国家、别的企业、别的人去提供尽善完美的服务，使社会的各种资源、人的技能、各种政治环境都能得到最大的使用和挖掘，来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繁荣发展，促使人类社会共同来参与创新、创业以及融合，推动全球经济向前发展。

华泰期货研究员余永俊表示，目前PTA市场供需缺口仍在，库存低位进一步去化，叠加现货大厂商市场行为偏积极，整体现货强势攀升，期货盘面近月1809合约在调整后再度上涨，向现货靠拢回归，远月1811合约、1901合约均显著上涨以修复过大贴水。接下来，随着检修装置陆续重启及下游局部降负，阶段性供需缺口或趋于收窄、库存或低位趋于持稳。